■本报记者顾学文历史学者张宏杰给曾国藩算账的这部新书，跳出了过往人们认识、看待曾国藩的角度，而从其收支情况入手，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。同时，此书展现了一幅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图卷。通过给曾国藩算账，算出了读者对曾国藩的一个新认识，更算出了一份由古及今的感悟与思考。在京为官13年，怎一个穷字了得解放周末：在还原曾国藩柴米油盐生活的过程中，什么让您印象深刻？张宏杰：一个字，穷。曾国藩是典型的“凤凰男”，为了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，自小拼命读书。家境清贫，连他进京赶考的路费也是亲戚们凑的。道光十八年，曾国藩中进士，衣锦还乡。返京前，他去看望两位母舅：大舅年过花甲，却“陶穴而居，种菜而食”；二舅虽有草房三间，却已东倒西歪。二舅送别曾国藩时说：“外甥做外官，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。”但是，曾国藩进京当了整整五年的官，也没有给两位舅舅寄过一文钱。几年后，曾国藩听到二舅贫病而死的消息，大哭一场。解放周末：读完这部《给曾国藩算算账》，确实让人感觉，曾国藩在京为官13年，怎一个穷字了得。张宏杰：当时在北京做官，成本很高：首先去北京要有一笔路费，到了北京又要租房安顿生活等。很多人进京前，要想方设法筹钱，曾国藩就是通过一家一家“拜客”获得“贺礼”来筹集的。具体是，他花了近一年时间，在老家湖南，奔走了近3000公里，拜访了1200多家，这其中既有亲戚朋友，也有很多不相干的人，还有一些商铺，一共收到近1500两白银贺金，这才能上路。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时，为了维持翰林的体面，不得不花钱置办了整整七大箱官服，但戴的蜜蜡朝珠却是假货。在家书中，他描述了自己这种天天为钱发愁的苦恼：“余自去岁以来，日日想归省亲。所以不能者，一则京账将近一千，归家途费又须数百，甚难措办。”当时的曾国藩，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，堂堂的副部级干部。他曾立下“不靠做官发财”的誓言解放周末：曾国藩为什么当官当得这么穷？张宏杰：主要是清朝实行低薪制。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，年俸是125两白银，相当于今天的25000元，即每月2080元。收入低，但开销大。道光二十年，曾国藩衣食住行全部开支加起来为620两白银，光这一年，他的财政赤字就是495两白银。解放周末：钱花去哪儿了？张宏杰：在那个年代，不管收入多低，官员都要维持一定的体面。首先不能合租住房，必须独门独院，门口得挂块牌子，某某官宅。曾国藩每年的房租就要160两白银，仅此一项就入不敷出了。 第二大支出是应酬。清代礼仪繁琐，随份子比今天多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曾国藩送出的份子钱共计70多两，自己请客又用了40多两，加一起近120两。还有服装费。清代没有公款采购制度，对官服的要求却严格，置办齐全一套行头，至少500两到800两白银，以致很多京官不得不长期租借官服。最后是交通费，那时没有公车，没有交通补助。解放周末：如何弥补赤字？张宏杰：一是家族补贴，但曾国藩家里没钱；二是冰敬和炭敬，即地方官到北京办事时，给京官送个十两、八两的，意思是冬天拿这钱买点炭取暖，夏天买点冰消暑，这是种灰色收入，但在清代几乎是公开的；三是借钱，曾国藩曾在道光二十年，靠借来的50两银子勉强过年。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来源，就是替地方官在京办事，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钱财。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，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。解放周末：曾国藩为什么不搞这一套？张宏杰：曾国藩是理学家，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，在京时期，他曾立下“不靠做官发财”的誓言。但当清官是痛苦的，他也曾动摇过。我在他的日记中读到这么一条，很有意思：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，“昨间闻人得别敬，心为之动。昨夜梦人得利，甚觉艳羡，醒后痛自惩责，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。”意思是说，白天听人说他得一笔别敬，数目很大，我很羡慕；晚上，又梦见朋友发财，也是羡慕得不得了。醒来后，曾国藩很是自责，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，可见到什么程度了。还有一则日记，也很有意思：同年十月十九日，“两日应酬，分资较周到。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，已有中府外厩之意，污鄙以至于此！此贾竖器量也。不速变化，何以为人！”意思是，这两天我给人家送礼都很周到，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是因为我祖父的生日将到，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，多多地收些礼金，好渡过眼下的财政危机。同时，他也自省说这是不可取的念头。没有监管，高薪只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解放周末：这样的曾国藩，褪去种种华丽的身份，回到生活本身里，散发着柴米油盐的气息。张宏杰：曾国藩是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，但他首先是个人，生活在柴米油盐中，终生挣扎、纠结，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。通过文字记录，我们看到了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俯仰揖让，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、拘执与圆通、笨拙与精明。通过曾国藩，我们还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：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“小金库”，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，可以明了晚清官场的种种“潜规则”。解放周末：曾国藩心理上的矛盾、痛苦，折射的却是制度的问题。比如，过低的官俸是不是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？张宏杰：低薪并不一定导致贪腐。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，但即使在薪水最低的朝代，也依然有清廉的官员。不过，从大数据来看，收入过低，又没有朱元璋那样的铁腕反腐，确实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。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朝代，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、面积之广，堪称“登峰造极”。这并非“如有雷同，纯属偶然”，而是有一定联系的。解放周末：但“高薪”就一定能“养廉”吗？张宏杰：也不能。历朝历代为什么大多实行低薪制？因为官吏队伍冗杂，国家财政负担不起。所以，相对而言更值得做的，不是简单地提倡“高薪养廉”，而是合理简化政府，削减公务员队伍，通过精简队伍来提高收入。解放周末：从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来看，什么是行之有效的反腐之道？张宏杰：有效的监管机制。很多人知道新加坡实行“高薪养廉”制，却不知道与之相配的，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腐制度。世界上清廉指数高的国家，都有一些共同点，比如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严格的监督机制。当年唐英年参选中国香港行政长官，被曝其位于九龙塘的大宅内，有近200平方米的建筑物涉嫌违建。媒体接到报料后，一大早就把唐宅围得水泄不通，有多达9辆吊臂车进行高空拍摄。这样“无死角”地监督，高薪养廉才会起作用。不然，高薪只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还有一个共同点是信息透明。瑞典的“清廉指数”一直名列前茅，他们从1776年起，就公开政府开支，供民众查询；任何一个瑞典公民，都有权查看官员，甚至是首相的纳税清单。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，许多国家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。这些措施，对遏制公权腐败都是有效的。